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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晖 | 熊晓鸽:平凡的母亲,超凡的母爱

熊晓鸽 新三届 2021-07-18


作者简介


熊晓鸽,IDG资本全球董事长。


1993年,协助IDG(国际数据集团)创始人及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在中国创立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(后更名为IDG资本)。目前IDG资本在中国投资了600余家优秀公司,包括腾讯、携程、百度、搜狐、搜房、如家、汉庭、土豆、91无线、暴风科技、小米、美图等。2017年1月,IDG资本牵头收购了国际数据集团旗下的全球投资业务(IDG Ventures)。


1996年秋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班。1987年获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,后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亚洲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生课程。1984至1986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。198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英语专业。


自2005年起任波士顿大学董事,自2013年起担任WPP非执行董事。


 

       我很幸运,常常能在梦中见到母亲。她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,圆脸,明慧秀美的眼睛,说话慢条斯理,做事却手脚麻利,永远笑眯眯,乐呵呵的。

 

 母亲去世的时候,真的很年轻,未满48岁,是人生最丰盛美满的时刻,唯一的遗憾是独生子去了离家40多公里的省城读大学,她舍不得……她是真的舍不得,缠绵病榻8个多月,终究还是不得不撒手西去。 

 

 母亲走了,36年。可是这么多年,我却觉得母亲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每次我到一个新的地方,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,就觉得母亲正在默默地看着我,仿佛小时候她看着我跌倒了爬起来,她的笑容在说,我儿子,真棒!

 

        早晨的鸽子,只爱阳光

 

 母亲生我,一天一夜。拂晓,8斤多重的胖大小子呱呱落地,一只鸽子恰好飞进喜气洋洋的家里。父母给我取名晓鸽,只有一个简单的期望,但愿今后儿子的人生就像这清晨的阳光一样绚丽灿烂,像可爱的鸽子一般自由自在,快乐飞翔。

 

 母亲幼年穷苦。家里七个兄弟姐妹,她虽排行老二,却是家里最年长的女儿,自然要体恤父母,疼爱弟妹。据说,母亲十岁的时候,就被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,寄人篱下的滋味,更是辛酸苦涩。但母亲从来不给我细说她从前如何吃苦受罪,偶尔有家里的亲友提及这些往事,只要我在场,她也总是轻描淡写,三言两语,尽快转移话题。

 

 我上小学的时候,父母工作的工厂里经常开忆苦思甜的报告会,母亲是非常受欢迎的主讲人。大约她的确是苦大仇深,所以讲起来也就声泪俱下,真切动人。可是母亲不许我去听她的报告会。问她原因,她也不多解释,只说,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。

 

 在她心里,所有的痛苦、辛酸、哀愁、无奈,统统不是她的儿子需要知道的事情。她的儿子只应该生活在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里。是的,她不是一个有高深的文化知识的母亲,她不会告诉我月亮背后是深不见底的黑暗,也不想让我知道世事沉浮的艰难险恶。她只是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,小心地为儿子维护一个简单美好的世界:月亮无论盈亏圆缺,都是美丽的;今天虽然是阴天,但明天太阳一定会出来。而母亲自己永远开开心心,乐乐呵呵的笑脸,是这所有光明承诺最坚强的保证。

 

 那时候,有小朋友嘲笑我父亲的残疾,模仿他用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姿势,让我很难堪。可母亲并不生气,只是笑着告诉我,你爸爸的腿是为国家打仗受伤的,他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,是我们家的光荣!一句话说得我挺直了腰杆,再也不把别人的羞辱放在心上。

 

 成年后,商海弄舟,也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。常常有同事大惑不解地问,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乐观?在人人垂头丧气的时候依然信心百倍?我只能笑一笑,告诉他,我的乐观已经是一种本能。我没有告诉他的是,我这近似偏执的乐观,其实源自于母亲的信念和坚持——是她让我的心里没有阴影和疑云,永远从光明的一面去认知这个复杂凶险的世界;是她让我从孩提时代就坚信,太阳会出来,明天会更好。

作者与父母

 

       不辜负母亲的信任和骄傲

 

 我小时候是个爱发呆的孩子。一个人在家里发呆的时候,母亲总是轻手轻脚不来打扰我,随我胡思乱想。有时是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玩闹,我却突然一个人魂游九霄,呆呆地出起神来,也不和别人说话搭腔,让其他一起玩的小朋友们十分扫兴。每到这时,母亲不得不代我向别人道歉,说我儿子就是这个呆样子,你们别理他,自己好好玩吧。话虽这样说,她却并不责备我。

 

 在母亲看来,儿子有自己的小小世界,只要我愿意,只要我开心,只要我想做的不是什么坏事情,她总是微笑着,纵容儿子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自由驰骋。长大以后,我常常回想,也许就是母亲的纵容,成就了我敢想敢干的个性——这或许也为我今天投身创业投资这一高风险行业留下了年深月久、潜移默化的铺垫和伏笔。

 

 我曾经把家里的闹钟泡在水里,看看它在水里是不是还能准确报时。又自己动手东拼西凑,折腾出一个能出声的半导体收音机。喜欢读书,我的文具永远是全班最好的。喜欢音乐,找朋友借来《五彩云霞》、《松花江上》这些在当年被视为“毒草”的唱片,偷偷关在屋子里听个够,母亲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为我观风望哨。

 

       但母亲的纵容也绝不是没有底线的。

 

 记得当时海绵贴面的乒乓球拍刚刚风行,是学校里每个小男生梦寐以求的爱物。因为家里已经给我买了一个橡胶贴面的球拍,我不好意思再向父母要钱,就动脑子寻思着自己挣钱买球拍。几个小伙伴一商量,觉得在工厂捡废铁是个不错的主意,刚好在厂里的一个角落发现了几根炉桥,就抬到废品收购站卖了,每个人分了5毛钱。

 

 半夜里迷迷糊糊地被母亲推醒。原来炉桥是有用的材料,并不是废铁,工厂的负责人顺藤摸瓜,挨家挨户找到我们这群“小贼”家里。母亲没有骂我,也没有打我,她只是坐在床边止不住地流眼泪,说,家里的钱就放在抽屉里,只要对父母说一声就可以去拿,为什么还要去偷呢?


她用的这个偷字,还有她绵绵不断的泪水,滚烫滚烫,比呵斥和打骂更深地刺激、灼痛了我,也让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这样难过,这样伤心:她一向引以为傲的儿子,做了一件让她深以为耻的事情。第二天,母亲牵着我的手,将5毛钱还给厂里,又和父亲带着我一起去商店,不仅买了海绵球拍,还配了一副球网。

 

 以前,从母亲笑意盎然的眼睛里,我也曾体会过她的宽慰和自豪。但这一次,从她伤心的泪水里,我更真切地看到了她对儿子无法言说的殷殷期待。母亲从此没再提过这件事情,但她的泪痕烙刻在我心里,提醒我时时自省:不可以辜负母亲,辜负她的信任与骄傲。

 

       最亲的母子,最好的朋友

 

 都说女儿才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,知冷知热。没能再多生一个女儿的母亲,无计可施,也就只能凑合着把我这个粗枝大叶的半大小子当成知心人了。

 

 父亲工作忙,家里常常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。夏天的夜晚,母亲摇着芭蕉扇,帮我赶蚊子,驱暑热,直到我睡着了,她才轻轻回到自己的床上。三九寒冬,母亲会叫,儿子,快过来给妈妈暖暖被窝。热乎乎的被窝里,母子躺着聊天。母亲会把十来岁的我当成小大人,对我絮絮说着工厂里的大事小情,是是非非;还有亲戚邻里间的家长里短,人情世故。她慢条斯理地讲,我漫不经心地听。说实话,这些话题不是一个小孩子感兴趣的,母亲熟悉的,缓缓的声音,仿佛是最动听的催眠曲,经常是听着听着,我就自顾自地走进了沉沉的安宁的梦乡。

 

 然而渐渐地,母亲的独白变成了双重奏。我也开始习惯在回家之后,把学校里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告诉母亲:老师是否和蔼,功课是否繁难,同学是否友善。母亲大多数的时候也是安静地听着,偶尔指点评论两句,也不强调,随我听不听的样子。

 

 不知不觉间,我和母亲居然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,高兴的事情一起分享,牢骚满腹的时候,一番痛快淋漓的发泄,也会让人胸襟大开,神清气爽。母亲的平和温婉、善解人意就像一剂特效药,总能让我紧张激奋的情绪舒缓下来,重新理智地审视、勇敢地探索外面复杂纷纭的大世界。

 

 我一直自诩性情开朗,交游广阔,生活中,事业上,不乏至交好友。但唯有和母亲天人永隔之后,我才恍然惊觉,原来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,是听一个人毫不设防地剖白,是对一个人毫无保留地倾诉,随心所欲,时时刻刻。我现在也时常揣想,不知天堂里的母亲,是否还在凝神倾听我内心的喜悦与悲伤,沮丧和兴奋?

 

       有母亲的家才是孩子最安全的堡垒

 

 母亲告诉我,她嫁给父亲,是“组织上”介绍的。“组织上”这几个字眼,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肯定是陌生别扭的。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,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:某一级的政府机构或组织出面,说服一个出身背景良好的姑娘,嫁给对国家和政府有功的人。

 

 母亲后来告诉我,她爱上父亲,那个21岁就在上甘岭战役失去了一条腿的年轻人,并不因为他是“功臣”,而是因为他的字写得好——因为出身于一个殷实的中医家庭,读过书,受过教育。每次收到父亲写给她的信,看着那一纸漂亮的行书,她的心里是又羡慕又惭愧,家里贫苦没上过一天学的她,不得不去请人帮她写回信。

 

 结婚后,每每听人夸奖丈夫文章写得好,会作报告,母亲的心里就美滋滋的。对知书识礼又能干的父亲,母亲一向敬佩爱护体贴。没想到,政治的风向标转得太快,文化大革命一开始,“出身”不好的父亲就遭到揪斗,“组织上”又要求母亲与父亲划清界线。母亲只装作听不懂,她说,当初也是听“组织”的话,才嫁给这个“最可爱的人”,现在婚都结了,孩子也生了,还怎么划清界线呢?一句话,让“组织上”的人哑口无言。


每次父亲被人批斗,母亲都会悄悄买一只鸡,在家炖好满满一锅香浓的鸡汤,给父亲压压惊,补补身体。许多年后,那橙黄的灯光下,一家三口围炉喝汤的情景,就成了我心里最温暖的关于家的记忆。成年后我才懂得,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家,才是家人抵御外面世界风刀霜剑的坚固堡垒。

 

 母亲对于婚姻唯一的一次动摇也是因为我。我5岁就上了小学,年纪小,却争强好胜,年年都想当三好学生,也年年如愿。但父亲挨斗的时候,当小学生的我也倒了霉,当不成三好生了。学期结束的时候,空着两手回家,母亲有点惊讶,问:咦,奖状呢?没当上三好生?我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,说,就怪你,害我当不成三好生!话没说完,眼泪抹了一脸。父母两人劝慰不成,只得相顾无言。

 

 那天, 夜半突然惊醒,隐约听见母亲的哭声。当时我们全家人住在一间小屋里,我吓了一大跳,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,静静地听父母依在他们的床头小声说话,听了没几句,就明白他们正在商量离婚,好让我改母姓,跟“出身好”的妈妈一起生活,免得将来拖累了我的前程。我大哭着从床上跳了起来,失魂落魄地叫着,你们不要离婚,你们不要离婚,我再也不当三好生了!三个人立刻抱成一团哭作一堆。

 

 覆巢之下焉有完卵。有了那一次风雨飘摇的危机,我才体会到,有一个安稳完整的家,有一对永远把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父母,对我来说,是多么重要,又是多么幸福。

 

 直到母亲去世,突然有了再也无家可归的感觉。我和父亲仿佛成了两个流离失所的游子,只能偶尔坐在一起,茫然相嘘。屋子里安坐的那个女人不在了,那个永远安全的家也就不在了。

改变命运之门——湘潭市三中一幢现已弃用的教学楼。作者40年前在这里参加高考


          让母亲下一辈子的愿望成真

 

 母亲常说,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过学,读过书。

 

 我刚上小学的时候,读过几天扫盲班,勉强认得几个字的母亲,喜欢捧着我的课本,和我抢着读。我在学校考试得了满分,她也高兴得笑成一朵花,好像我真的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,立下了值得奖励的汗马功劳。当然,这奖励品通常就是一件我向往已久的新文具。没上过学的母亲,对文化知识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根深蒂固的仰慕和崇敬。

 

 1977年金秋,国家在十年浩劫后第一次公开招考大学生。虽然已经在工厂当了两年钳工,我也不想放弃这个一试身手的机会,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,在家里复习备考。父母把他们住的大房间让给我,大床上堆了半床的复习资料,床头还放了一筐父亲专门买给我的桔子。

 

 整整半个月,我在这间屋子里足不出户,闭门苦读。母亲每天宽慰我,让我别太紧张,考不上也没关系,一家人好好在一起过日子。这话不知是在安慰我,还是在劝解她自己。她一向睡觉安稳,那段日子却夜夜辗转反侧,难以安眠。停电的时候忙着给我点油灯,备蜡烛,三更半夜还惦记着给熬夜读书的儿子煮宵夜。

 

 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从工厂“飞车”回家,把通知书递给母亲,母亲却只顾看着我,怔怔地说了一句,你要走了。顿时眼泪就像河水开了闸门,涕泗横流,悲喜交集。尽管由她做主,给儿子选了离家最近的省城大学,她也打心眼里盼望儿子从此振翅高飞,大展鸿图,可是一想到从小相依为命的儿子此后就要独立生活,她就千般不舍,万般眷恋。她既担心学校的伙食不好,又问,谁给你洗衣服呢?还说,好在学校不远,要么你半月回家一次,要么我半个月去看你一次。让我这个踌躇满志的“准大学生”,听着母亲的唠叨叮咛,既羞愧,又尴尬。

 

 可是母亲言出必行。只要我半月没回家,她就一定到学校来看我。每次,走在湖南大学的校园里,母亲的脸上竟然闪烁着小姑娘一样天真的兴奋和快乐。她目不暇接,感叹着山水的美丽,校园的清幽,还有教室的宽敞和明亮。她满怀艳羡地说,你太幸福了,下辈子我也要来这里,像你一样读书。

 

 她到学校来了许多次,这话也说了无数遍。她总是说,下辈子,下辈子……

 

 谁也没有想到,她的这辈子会走得这样匆忙。刚进大四,那一天,像往常一样,她到学校来看我,告诉我她在长沙大伯家里炖好了鸡汤。像往常一样,她看着我吃饱了,喝足了,愉快满意地笑着。只有一点不同寻常,她说,今天我不送你回学校了。她有点不舒服,这次到省城,是来看医生的。回家,第二天,她就犯了脑溢血,一病不起。

 作者母亲


1995年,我从美国回来,在湖南大学设立奖学金。又值金秋,橘子洲头柑桔累累,岳麓山脉层林尽染,山河依旧,人事已非,年年吐故纳新的大学校园,刚刚又迎来一批入学深造的新生。而母亲,已经去世整整14年了。如果真有来生,她应该已是多梦时节的青春少女,正在向往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。我很清醒,也并不迷信,可是,走在久违的母校校园,迎着一张张青春扑面的笑脸,我仿佛依稀又看见了母亲眼中曾经有过的热切的渴望和憧憬。我知道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,因为这一次,我再也不想来不及了。

 

 母亲生前,我来不及带她走出湖南,走出国门,看看外面精彩纷呈的大千世界;我来不及与她分享创业的兴奋,成功地喜悦;我来不及请她坐飞机,住豪宅,遍尝人间美味;我来不及再问问她小时候吃过的苦,甚至来不及记清楚她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......这些冰冷的遗憾,沉甸甸地压在心底,不思量,永难忘……

 

 幸好,我知道母亲最大的心愿。我会尽我所能,帮助那些像她一样渴望读书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。绵薄之力,图报春晖。22年来,接受我设立的奖学金,奖教金的学生与教师,已逾千人。每年清明前后,我专程回母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心里总有隐隐的激动和满足,仿佛正在实现一个遥远的承诺和约定。

 

        是的,这是我与母亲的约定,此生,下辈子……


       作于2007年4月,更新于2017年4月2日


湖南大学校园


原载熊晓鸽博客,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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